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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秧记

    我出生在临沂的塘米之乡,隶属西高都镇的一个村子,这里的大米远近闻名。1981年之前的事我记不清了,只记得从那一年开始,生活有了转变。父亲不必再推着老式的推车,载着家里大半的稻米去蒙阴换瓜干了。因为当时瓜干便宜,只有换回一大车瓜干才能凑足一家人一年的口粮,而分地当年,全家人的温饱就解决了。  

    从那年起,夏秋两季的收麦和收稻时节,小学酎情放假,老师和学生忙完家里的活再继续上课。那时,我村每人分到一亩地,父亲为了增加收入,又承包了一亩,我家一共八亩地。每到农忙,不足十岁的我和姐姐都要下地学着干活。  

    拔稻苗在当时的年纪是可以胜任的,对年幼的我来说,劳累不是最痛苦的,无法忍受的是水里各种虫子的骚扰。瓢虫、飞蚂蚁、小飞蛾、蟑螂,还有一些叫不出名的。有在水里的,有在水上的,有飞的,有跳的。人的身上,水里的板凳上都爬满了各式虫子。最让我崩溃的是水蛭,别的虫子可以一扔了之,惟有水蛭实在让人惧怕。  

    有一天,我和姐姐拔稻苗,忽然感觉脚踝处又痒又痛,忙把脚从水里提起来。果然,一只已经喝到半肥的水蛭正狠狠地叮在我的脚踝上,我大叫一声,从稻田里跳上岸,拼命地跺着脚,惊慌地叫喊着。那天,地里只有我和姐姐,姐姐吓得一步步后退着。我不得不冷静下了,深吸了口气,壮着胆子,按父亲教我的方式,用手使劲的拍,拍了不知多少下,才把水蛭打下来。后来遇见的次数多了,才慢慢得不再那么害怕了。  

    插秧前后琐碎的事儿很多,麦子收后要把地翻耕好,耐心等着上面蒙阴水库的水下来。河渠里的水涨满的时候,父亲为了往地里蓄水,整夜不睡是常有的事。泡好了田,再找黄牛耙地,一般在耙地前洒上化肥农药,有利于除虫和秧苗返青。  

    本家有个堂哥,大我五十岁,和我家邻边种地。我家责任田附近的那一片都是堂哥赶着黄牛耙地的。镜子一样的稻田里,堂哥站在耙上,大声吆喝着黄牛,拐弯的时候,人就跳到泥水里,死命地拽着牛笼头,遣使它改变方向,若是牛累得闹脾气的时候,会把他整个人甩到泥里。  

    运秧是很麻烦的活,当时秧田离大路有几百米的距离。父亲和其他人一样,用担子把拔好的秧苗挑出去。后来有人出主意,将秧苗装在鱼鳞袋子里,先系好袋口,用长绳拴住袋子,在水渠里借着水的浮力牵到大路上去。原本一个壮劳力做的事,后来一个孩子足以胜任。  

    插秧前,要备好标杆和专用的插秧绳。所谓的标杆不过是从杨树上折的一根树枝,折成一米二长,把插秧绳扯在地的两头,标出一米二栽六行稻子。邻家二婶为了收成高,喜欢把杆标成一米一,如此整片地里要多栽出不少稻苗,风调雨顺的年景还好,若是逢着结穗时来了风雨,稻子厚的地方容易倒地减产,如此算来还是稀栽更妥当,稀栽的通风好,不易生虫,也不容易倒地。  

    插稻这件最繁累的活,几十年也不曾改善。依然要人站在水里几棵一撮地插到泥里去,母亲说:插秧机需要的稻苗太小了,没有人愿意去用,总觉得那法子欠踏实。  

    今年母亲特意挑了个周末,好让我们都能有时间回来搭把手。这一天,我像小时候一样在水里拔了一天的秧苗,不同的是小时候那些虫子已经不见了,杀虫剂、杀草剂的出现直接影响了虫子的繁衍。  

    旧时的耕地有一部分被人承包了,有的做了牛场,有的做了蔬菜大棚,有的挖成养鱼池,余下的地越来越少。母亲只种了两亩,收成足够一家人吃的。如今秧苗田不必再找凹地种,靠电泵抽地下水,秧苗田就设在稻田的地头上。机器耙地替代了黄牛,别小看一台小小的柴油机拉耙,一天下来千八百的收入就有了。  

    运秧也更简单了,只需找一张大大的塑料布,平铺在水里,把秧苗抛在上面,两个人,一人拉一角,在水里徐行到插秧的地方,把秧苗散开。如此省工省时省劲,与当年情形已大不同,正因如此,母亲虽已年近七十岁,仍不肯放弃这块稻田,按她的话说:现在这点活不叫活儿。  

    整好了地,早有邻居找来的职业插秧手,母亲谈妥价钱,把她们带到地里。我和家人只负责运秧续水的琐事。这群人平均年纪四十岁左右,清一色的女将。个个是插秧能手,两亩稻田只须半日就栽完了。  

    多年以前,种地是为了生存与生活,现在的年轻人来去匆匆,兼职而种。夏种时真正能站在水里泥里干活的,都是年过四十岁的人。这些人从小与土地打交道,心里自然有种无法割舍的情感,喜欢春耕夏种,秋收冬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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