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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母亲】我和父亲

   坏小孩

 

善人鱼不是生物课本上说的鳝鱼。它有鳞身量极小,体型极像小草鱼,体色成黑灰色,很是丑陋,我见过的善人鱼没有超过十公分长的。善人鱼喜欢浅水,行动不是多么敏捷,很容易被抓到又容易喂养。抓一只放在瓶子里养一夏天不会死去,所以孩子们最喜欢抓它。小时候,家前水沟稻田里经常见到它们的踪影,抓一只善人鱼回家喂着是很有趣的事。  

暑假里,我跟着哥哥到水沟里耍水,哥俩合伙叠堑豁水抓到几条善人鱼。哥哥分配,他得到两条大的,我得到两条小的。回到家里哥俩同时把善人鱼放到酒瓶里喂养,酒瓶放在书桌上。父母吃饭时看着善人鱼总是夸哥哥的鱼儿好,就是不夸我的鱼儿,弄得我心里不平衡。父亲夸久了哥哥的鱼我心里很难受,干脆趁旁人不在家把哥哥养鱼的瓶子里的水倒出一部分,加上开水。结果不用说,哥哥的鱼儿全死掉了。父亲吃饭时看着哥哥的鱼儿死掉了,觉得可惜。不仅没有夸我的那几条鱼儿反倒说大鱼不该死。我生气把自己的善人鱼倒进河沟,谁也不知家里出了个小坏蛋,一个盼着被大人夸奖却得不到的小坏蛋!

 

粜米 

 

三十多年前,我们村庄到临沂的路是沙子铺就的,脚踩上去沙沙作响,那路蜿蜒崎岖,比现在要远好几公里。  

当时家里粮食不够吃,父亲只有粜细粮籴粗粮填补粮食的空缺。那时候,似乎有到乡下收大米的商贩。父亲嫌他们收得便宜,硬是要自己去城里粜米。  

记得那是个初冬的早晨,天还没亮父亲就将我叫起。母亲已经烧好热水(面疙瘩汤),那热水里不仅飘着油花、葱花,还有鸡蛋白。现在想起来都馋得我直流口水,别说看见那“热水”了。父亲拿出瓜干煎饼泡进“热水”里,给我盛了一碗。我煞是激动,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享受这么高的待遇。  

吃过早饭, 我跟着父亲出发。村庄到临册路有三百多米的距离,小路的两旁是麦田,麦田里泛着轻雾。我和父亲踩着轻雾出发,父亲的大脚拍打得路面啪嗒啪嗒直响。父亲在车把的里手给我拴了根绳。我拽着绳子,低头看父亲的脚,想摔出那诱人的声响,摔得脚疼也不能。  

小路和临册路连接的地方是一个陡坡,父亲老远就提醒我用力。爷儿俩跑着也没能直接爬到坡上去。父亲将车把转了九十度停下,用石块掩着车轮,来回转了几次才上了坡。    

这时候,大地在沉睡,村庄在沉睡,脚下的路也在沉睡,只有值了一夜班的月牙钓起了东方的启明星,遥相呼应着发出明亮的光。父亲的脚步声不再那么响亮,变成了沙沙声。我似乎也听见了自己的脚步声,听着自己的脚步声像父亲的脚步声,心里有一种非常满足的感觉。那感觉不亚于歌迷听见自己的歌声像迈克尔·杰克逊。  

大路上十分寂静,很少有车辆通过。除了我们爷俩的脚步声,几乎没有其他声音响动。雾在路沟里向上蔓延,月光渐渐淡去,而日头却懒懒得不愿出来。父亲嘴里往外呼着热气,刚过杨庄就脱去了棉袄。我拉着绳子,想多用些力气,但总是赶不上车轮的速度。过了杨庄,车速放慢了,我开始用力。父亲说,这段路是一溜上坡。  

车轮越来越沉重,我身上也流出了汗水。想脱袄,父亲不让,怕我感冒。我们在对河休息了一会,又开始赶路。  

麻雀聚在树上叽叽喳喳叫的时候,我和父亲拉着排车来到南坛。一个胖子迎了上来和父亲讲价钱。父亲和他谈了一会,没有谈妥。随后,几个经常到乡里收大米的商贩围了过来。父亲坐在车把上,点上旱烟袋不理他们。几个人围着父亲说着闲话;父亲连头都不抬,任凭他们说三道四。终于,我听明白了,他们的意思是城里的大米和乡下价格差不多,想让父亲把大米卖给他们。其中一个商贩老是看我,看得我低下头。胖子又来找父亲,想买我们家的大米。价钱比商贩出的还低一些,父亲理也不理他。路口的人越来越多,几个买米的人围着父亲转。父亲就是不开口。  

“咱怎不卖呀?”我坐在旁边急了,问父亲。  

“小孩子家别说话!”父亲说完依然抽烟。  

米贩子不耐烦了,他们的几个伙计都赶到路口。父亲抽着烟看他们卖米,看他们收钱。  

太阳照在柏油路上,反射出耀眼的光。县城里响起叮叮当当的自行车铃铛声。卖糁老人的叫声诱得人直流口水;卖馄饨的女人热情地招揽着客人。几个背书包的孩子围到粥摊旁边;骑自行车的年轻人把碗沿吸得嘘嘘作响。我舔了舔舌头,看看父亲。父亲正盯着商贩的秤杆,若有所思。过了一阵儿,父亲对我说:  

“你看着点车子,有人问就说我上茅厕了!”说完往人群里走去。  

米贩子似乎注意到父亲离开了车子,来和我攀谈。我有些害怕,他们问了好久,我才说:  

“上茅厕了!”  

米贩子去茅厕找我父亲。  

过了十几分钟,父亲回来了。拉起车子就走,我跟在父亲身后。几个米贩子跟随了一会儿,不再跟随。父亲拉着车子来到三所附近的小巷,找到一个中年人,说:  

“米比他们的不差,价钱稍微让点也行!”  

中年人笑了说:“老冉你倒是个精明的实诚人,这样吧!价钱随他们,只是得用我们的秤!”  

“行!”父亲笑了,“咱这是自己的米,不会在秤上耍把戏!”  

“那几个米贩子,不会叫你安稳地卖,以后再来卖米,到前面的小院里找我。价钱随行就市,都不容易!”中年人说。  

父亲把米过了秤收了钱,回到南坛时,米贩子又围了上来问这问那,说三道四。其中一些话似乎是在威胁父亲。  

“您不上俺庄收米了?”父亲冷冷地问。  

“老冉哥,您别生气,他们那是说笑话!”胖子说。  

父亲没有理他们,叫过一个卖鞋底掌子(一种很长的烤牌)的,为我买了一个鞋底掌子。我坐在车上吃着烤牌,父亲拉着车子回家。  

出了南坛,父亲到临沂饭店门口喝了一肚子自来水。  

 

冤案 

 

可能是过于淘气,我小时候常被冤枉。用热水烫死鱼的事至今也没露馅,自己倒觉得对不住哥哥,三十多年后不打自招。然而,不是我干的坏事硬赖在我头上的时候也有。有桩冤案直到二十年后才昭雪。  

三年级时,二妹拿了老师奖励我的一个本子写上了自己的名字。我把本子拿了回来,说那本子是我的,遭到父亲的驳斥。父亲实在不是一个断案能手,他老人家硬说写着谁的名字本子就是谁的。这下可苦了,我违背了家长的逻辑,那本子上没有写我的名字。我以前从没得过奖,说是老师奖的谁都不信,又不敢叫父亲找老师对证。我问,大门写上我的名字那门就是我的吗?于是就冤枉了,成了小偷。为此付出了照腚三鞋底的代价,那三鞋底太狠了。父亲为了征服这个干了坏事又歪着头讲理的犟儿子狠狠地使用了家法。那次家法让我记忆犹新,也为我以后的叛逆找到了可靠的证据。父亲平生只打了我一回却是冤枉的!直到二妹出嫁以后,有了孩子才告诉父亲当时的实情,我们都笑了!

 

赶集

 

第二天,屁股还火辣辣地疼。父亲叫我跟他去赶集籴粮食,我没敢说话又被训了一顿,嫌我不吱声。  

父亲用小车推着我出了村庄,走在棉花地中间的小路上父亲问我,屁股还疼吗?我说不疼了!父亲说,以后可不能拿旁人的东西!我说,不敢了!嘴里说着,心里屈得难受。窑集离我们村六七里路,在罗庄的小岭上。父亲的严肃使我不敢看他,坐在车上也不敢抬头。  

听话!父亲说,到集上买香果子(炒花生)你吃。嗯!我不得不回答。  

父亲赶集是籴瓜干,孩子多,家里的粮食不够吃,卖掉大米买瓜干才能填饱肚子。  

五天前,我跟着父亲赶城里大集,天不亮爷俩拉着地排车出发,走了两个多小时才到南坛,在南坛靠了一个上午才把五百斤米卖掉。那天,父亲买了一个鞋底掌子(一种很长的烤牌)给我吃了,他只喝了一肚子自来水。  

今天,父亲揣着那天粜米的钱赶集籴瓜干。他把车子放在树荫下,叫我坐在车子上看着,破例为我买了两毛钱的炒花生。然后买瓜干去了。父亲回来时身上满是汗水,他背回半袋子瓜干倒进长篓里又走了。如此几趟,父亲终于买满了车子,我们踏上归途。临回家前,父亲给我买了两个驴蹄子烧饼(那烧饼很像驴蹄子而得名)。我跟在父亲身后,他推着车子,后脊梁上油光瓦亮,肌肉凸出。回到家里,他先喝了半肚子凉水再去吃饭。  

 

槐米

 

父亲以严厉、勤俭著称:生产队里沤绿肥,父亲去割水草,一天割三担水草还不误到生产队里挣工分。生产队里收青草,父亲一天能割八九百斤鲜草。就这样,家里的日子依然过得很艰难,时常少油缺盐。有青菜的季节,父亲吃咸菜让我们姐弟五个吃青菜;没有青菜的季节,我们吃咸菜,父亲吃煳盐。父亲将煳盐扔进嘴里咬得盐粒咯嘣响,然后轻轻地笑一笑。  

“那盐粒一定很香!”当时我想。  

有一次,县供销社里收购槐米。父亲在附近争不到有限的槐米资源,步行几十里路到苍山采回一大布袋鲜槐米。父亲把槐米背回家,像是收藏家得到了一副古字画一样珍惜。他把自己床上的凉席铺在院子里,把槐米摊在上面仔细晾晒,晒干后像收麦子一样用簸箕簸干净。父亲采集的槐米粒大色鲜。他听说优质槐米能多卖二分钱,就决定再晒一天,把杂质筛选得更干净。  

那天晚上,父亲的面孔是那样愉悦,那样祥和,那样充满希望。父亲把晒干的槐米放在鞋筐里又拣了一遍杂质,确信把杂质清除得干干净净,才装进布袋上床休息。他和母亲盘算着用卖槐米得来的钱买一些生活急需品。  

从父母的谈话中我得知自己将得到一支钢笔,高兴得大半夜没睡好觉。  

第二天一大早,父亲起床时我就醒了。  

父亲喝了两碗瓜干汤,扛起装满槐米的布袋出发了。用胶轮车外胎做的土凉鞋的声音消失在远处时,天还没有亮。我想象着父亲将给我买来的钢笔颜色和样式又进入了梦乡……  

那天是星期天,吃过午饭我就到村口去等父亲。阳光十分灼人,我脸上火辣辣的,依然站在那儿等待,想象着那只新钢笔的模样,心里说不出有多高兴。  

日头偏西,我遥望着路的尽头,仍不见父亲的影子。  

夕阳西下,远处走来一个人,那人身板不如父亲直,父亲当过兵,背着东西时身体也不会弓得那么厉害;那人走路不如父亲利落,父亲有力气,挑着二百斤青草也是大步流星往前进。那人弓着腰身,一副少气无力的样子。渐渐地,那人走近了,我才看清,他就是我的父亲!  

父亲左肩扛着槐米布袋,右手提着一捆青草,艰难地行走着。父亲看见我,挺直了腰,脚步也有力了。目光中的那种无奈与酸楚铭刻在我的心底!  

“早知道这样,昨天不再晒那一天,”回到家里,父亲舀起半瓢凉水灌到肚子里说,“昨天还收,今天就不要了!”父亲说完将那装满槐米的布袋举到房梁上。我仰着头看着那个差点换来新钢笔的袋子,一滴水落在我的嘴角,那滴水凉魆魆咸啧啧的,是汗水还是泪水,我不知道。  

那天晚上,父亲又把煳盐咬得咯嘣响。

 

国学启蒙

 

我最早知道的古代人物是花木兰。当然不是在“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的诗歌中,而是在老家的天窗里。  

老家的天窗不大,儿时的我不知里边藏着什么金银珠宝。父母不在家时,把坐床摞在瓦碴缸上,再把板凳摞在坐床上,终于看见了里边的宝藏:四卷画和一堆旧草纸。我好奇地将其中的一卷画打开,还没来得及看就听见大门响动,连忙放下画,跳下来。装作没事人。  

父亲回家了,他只是忙着拿着锄头去挣工分,没有注意儿子在家作事。父亲走了,好奇的虫虫在我心里乱拱。我受不住诱惑,又一次爬上天窗。终于看见了那骑着战马的女英雄,当时我对颜色的分辨能力不强,花木兰骑得似乎是枣红马,帽子似乎是紫色的,外形和后来看见的林教头的帽子样式极相似,衣服大概是蓝色或者绿色的。我正看得痴迷,父亲又回来了。他老人家直奔堂屋,我被父亲从高处携下来,受了一顿训诫。  

后来父亲从天窗上拿下那四轴画,又给我讲了花木兰替父从军的故事。我的好奇心没有因此而得到满足,不知天窗上那堆草纸是什么玩意。整天看着天窗发愣。  

认识几个字以后,我又爬上了天窗。从那堆草纸里翻出了《济公传》《烈女传》。《济公传》我看不懂,只认识书名,还以为是济公坐的船。《烈女传》似乎有绣像,真有女子坐在船上;另外上面还画着投河或是悬梁的古代女子。后来那些书画大都不见了,只留下了一本《济公传》和不知名的大鼓词。记忆中,父亲好像将那四幅画挂出来过,不知为什么又扔掉了。  

长大了我才听说,天窗上的宝物都是父亲参加“四清”运动的战果,后来怕惹事,都毁了。父亲的“私心”让我及早地接触到了中国古典文学,也对国学产生了好奇。父亲的“胆小”使我们又失去了那些宝物,无缘在幼年读到国学书籍,只是在父亲的口口相传中汲取国学营养。我在父亲的臂弯里听王祥卧鱼的传说;在雪后的火炉旁知道亚圣之母三迁的故事。1976年地震最紧张的时候,地震棚里便燃起了隋唐时期的战火,罗成、单雄信、秦叔宝劫皇纲、瓦岗寨历历在目。父亲曾经拿着一本线装的《水浒传》念给我听。父亲不拿书本,怕他这个好打破砂锅问到底的儿子问起来没有完。  

父亲是我的第一任国学老师,他当时没有意识到我会对国学有兴趣。十五岁辍学以后,曾因偷偷地看了《全像古今小说》而被父亲批斗过。我告诉父亲,《牡丹亭》《桃花扇》《西厢记》《红楼梦》我都看过了,这个算什么?父亲默然了,过了许久问我,在哪儿弄得?从前街上大爷家拿的!我说。父亲把那本线装的《水浒传》给了我,后来那本书被一个长辈借去弄丢了。得到父亲给的《水浒传》以后,再也难偷到书了!因为那位大爷加强了防备。

 

鸡蛋事件 

 

小的时候,我从不自己拿钱买东西。有一次,做家庭作业没有田格本找母亲要钱买本子。母亲忙着烙煎饼,没有时间给我找钱,叫我到鸡窝里拿个鸡蛋去代销处换田格本。  

代销处处长是一个本家的二大爷,他说话咬舌头,经常把“六”说成“肉”,把“吃了吗”说成“刺了吗”。虽然说话咬舌但是对集体的代销处非常用心,对周围的孩子也十分负责任。如果谁家的孩子拿着大票来买东西,他绝对得去告诉大人。怕孩子是私拿家里的钱出来胡作乱行,那年月家里弄两毛钱可不容易。  

父亲家法很严,从来不允许我们自己拿钱买东西,更不会叫孩子拿着鸡蛋换本子。  

我拿着鸡蛋来到代销处,里面散发着酱油的香味和糖果的甜味。我把鸡蛋递给二大爷时,二大爷仔细端详了我一阵,问我叫什么名字。我告诉了二大爷自己的小名。他说,不换!我说急着写作业。急着写作业也不换,要换叫大人来换!二大爷说。  

说着话二大爷的儿子进了小铺,他说,别是在家里偷的鸡蛋吧!  

不是!我说,俺娘烙煎饼不得闲给俺找钱!  

谁信?偷鸡蛋的人都这么说!  

我生气瞪了二大爷的儿子一眼。  

小偷!还有脸了你?  

我委屈得哭了,鸡蛋落在地上。  

父亲来了,他看我委屈的样子脸上非常沉重。  

“鸡蛋是孩子娘叫拿来的,孩子急着写字,家里又没钱买本子,我回家听说了赶来……二哥,你先给拿个田格本子吧?回来我给送钱!”  

父亲尴尬地说。

 

斗争

 

一九八二年夏天,我们全年级没有一个同学考上高中。究其原因,老师和同学都认为是英语在作祟。因为我们学校从来没有开设英语课程,而中考试卷英语却占了80分的题。虽然我们在老师的指导下把所有的判断题都打了对号或错号,可是最终都没有摆脱辍学的厄运。老师为农村学生鸣不平;渴求知识的同学更是苦恼。整个公社的初中生没有一个是在农村升入高中的。老师鼓励有过线希望的同学复读,我曾在初三参加过两次公社举办的语文物理学科竞赛,成了老师鼓励的对象。当时,只有复读学习英语参加中考才有重新求学的希望,我的同学中有六七个人报名复读。我了解父亲,他曾经为了让哥哥有个更好的学习环境煞费苦心,托关系将哥哥弄到册山中学和临沂一中就读;也曾经想尽千方百计让姐姐就读高中,虽没能如愿,但父亲做了不少努力。  

可是,当我提出复读进修英语参加中考的意愿时,遭到父亲的拒绝。我歪着头问父亲,姐姐不想复读,你硬是叫她去复读,哥哥上学你托关系走后门把他弄到册山、临沂,轮到我了为什么不行?  

父亲叹息着说,他们俩我用了那么多心都不行!  

他们是他们,我是我!我说。  

父亲不理解我,说了一大篇话,劝我好好劳动。  

不理解父亲的我说,我想上学,想考大学!  

不了解儿子的父亲的脸是那么冷峻。  

后来父亲告诉我,自学成才的人多得是,你有出息就自学呀!凡是有出息的人都要受几倍的磨炼,咱祖坟上没冒那股青烟。  

我不明白父亲的话,但我立志自学。先看了一本《青少年百科全书》,又买了本王通讯撰写、青少年出版社出版的《你也能成才》。《你也能成才》这本书给我很大帮助,增强了我的信心。要想重返学校,必须得学习英语。我下决心学习英语,利用家里唯一的一台收音机,收听山东人民广播电台的英语讲座。当时没有教材,到书店买过多次没有找到,给电台写信也没有买到。后来托同伴祥贤,写信给他家在哈尔滨上大学的二哥,让二哥在哈尔滨购买,还是没有买到。两个月过去了,没有教材已经没法再听懂广播讲座。我鼓足勇气给四叔写信,四叔在胜利油田做工人。终于,我得到了一本画着无线电波的红色封面教材。四书在信中说,只买到了上册。鼓励我好好学习,还用了一句《你也能成才》上引用过的话勉励我:从南面爬上山的是英雄,从背面爬上山的更是英雄!  

看着红色封面的教材,我就看到了重返学校的希望!每天五点二十以前我准时起床,因为广播讲座五点二十开始,五点五十结束。我温习了以前学过的东西,认真做老师留下的作业,每天做着自我检查。期望自己的行为能和父亲说上话,打动他那冷峻的心,改变他对我的看法。  

每逢周末,我盼着祥贤回家,因为他在临沂上学,有英语课程。如果他做英语作业或读英语,我看着听着就能纠正自己的错误。我多么想听他读英语或做英语作业,可是很少见到他做英语作业,从他少有的读书中我学到了一些窍门。母亲听我读英语,说出“好豆油豆”“喝碗油”“稀有的猫肉”“姑的磨您”之类的谐音。我就用母亲说出的谐音增强记忆。  

秋去冬来,我终于得到了父亲的支持。他每天做豆腐的时候看着表,五点十五准时叫醒我,答应我找老师托托关系回高都联中读书。我不敢奢望像哥哥那么幸运,被父亲托一个老亲的女婿安排到临沂一中初中班读书。能答应我去高都联中已经是万幸了!  

冬去春来,我从十五岁长到了十六岁。父亲为我找了一份当小工的活,并且告诉我,好好干,有空他到学校给问问。我信心十足地自学着。  

成为建筑工以后,我晚上学英语,白天干建筑。随着节令的推移,学英语越来越困难。工地上六点开工,英语讲座到五点五十结束,晚上十点的讲座重播我家的收音机收不到。我家到工地有十几里的路程,要么迟到要么放弃学习。我苦恼,我烦闷,想尽千方百计不耽误学习英语。骑自行车的速度一天天加快,因骑车速度太快常受旁人指责。我成了唯一春天里在工地上睡午觉的工人,大人都说我没有精神。周围的人开始歧视我,很多人戏弄我。一位组长安排我往两米半高的脚手架上撂泥。  

当时我不足一米五高,用大人的话说还没有锨把高,那大锨连泥至少也有四五十斤重,我只有六十来斤。我抄起一锨泥往脚手架上扔,由于力气太小,速度太慢,惯性不足,那泥死活不愿离开锨头,顺着锨把溜了下来,溜到我的头上。于是,周围一片讥笑声。那个打盹的男孩指定不再打盹了。  

中午,我到阴凉处休息,看见一个组长头枕在女孩子的腿上,手在人家身上乱摸。女孩子苦着脸不敢吱声,我气愤地走开,故意掀翻了身边的工矿车。  

第二天,一个年龄比我还小的小工,将车子推进沙窝里,我回身帮他拉了一把,招来一大顿臭骂。我受不了啦,骑上车子回家,蒙头大睡。母亲问我,我啥也不说;姐姐细问才说出原委。父亲不信帮助别人还会挨骂,推断是我惹了人家。我不屑和父亲解释,反正他老是宁愿相信别人也不相信我!晚上,那个小工的父亲了解到情况找我道歉。父亲仍在说自己孩子的缺点,但不再那么严厉。  

我辞了那份工作,父亲将我安排在砖厂推了一段时间的土。三十多个人的厂子我是最小的一个,周围有不少人在照顾我,我感到了社会的温暖,可学习英语的时间被劳累和工作挤扁了。明明是中了父亲的缓兵之计却不知晓。  

终于到了暑假。我提起想回校读书时,父亲愣了。他似乎不相信我还能想起这一出。我说,凭自己一年的学习,考上高中应该是没有问题。  

我的梦落空了,我把父亲问得没有话说的时候,父亲向我发难。他老人家要和我签个合同,每天只提供我三个煎饼,考不上大学的话不给我盖房子,不承担娶媳妇的费用。我没敢签那份合同,父亲的行为让我误会了二十多年!直到二○○六年春天父亲病重,我才体会到他的苦衷。  

没敢签那份合同自然就与学校失之交臂,永无缘分。父亲再安排我干活时,当然少了积极性。一直到这时,我也没有告诉父亲自己初三曾经参加公社学习竞赛的事。在父亲眼里我就是个“不听话的东西”,以后的日子,爷俩之间更缺乏了解与理解了。  

因为上学的事我和父亲僵持了三年,最终当然是胳膊拧不过大腿。自己做了妥协,争取用自己赚来钱的百分之一买书看。父亲答应了,最终这个愿望也没有实现。  

以后的日子,我默默自修。并梦想有一天能去参加高考。那年夏天,买了礼物和同学一起走进父亲要找的老师家,老师收了礼物,但不敢确定这件事能办。似乎得征得父亲的同意。后来不久,我遇到了不可逾越的数学障碍。找老师,我的老师大都带初中课程,对高中数学不很精通。看来这大学梦是终究要破灭了。  

自修高中课程时,我对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自修了高中全部的文科教材。从那以后,书店里多了一个只看书不买书的少年。后来书店的店员不愿意再拿书给我。我攒钱买了一本成人高考语文教材。读了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对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其实我最擅长的职业是干机械,但是打心里不喜欢干机械!  

一九八四年再次进入砖厂,我已经是老工人了。学会利用别人休息的时间装车赚钱,赚得的钱买书、买杂志看。从《人民文学》杂志上我了解到:《人民文学》杂志社举办文学创作刊授班,学费是每年二百四十元,学习期满后通过考试发中专文凭。我的心热了,当时五叔包砖厂,和五叔商量后承包了推煤末的活,五叔也答应推煤末的钱给我交学费。推一年的煤末可以赚到一百八十元钱,平时再装些车的话估计一年能攒足学费。我以不足五十公斤的躯体推动四百公斤的胶轮车,但心里有了那刊授班的梦想,所以不觉得累。同龄的年轻人坐在敞篷里谈笑风生的时候,我推着车子往来于砖厂的料场之间。  

一年下来,同事们挣了三百多块钱,我的工钱是他们的一点五倍,可是我却没得到那一百八十块钱。那钱被父亲从砖厂领走了,我不敢去找父亲要。我问五叔,五叔不言语。  

我绝望了,求学的路是这么艰难!我不但没有得到那二百四十块钱的学费,就连那百分之一的买书钱也没有得到。于是,我和父亲再难沟通了!

 

  经商

 

 也许是因为身材瘦小,也许是知子莫若父。离开学校后,父亲要我做的第一件事是学做生意。父亲叫我做的第一笔生意是贩鸡蛋。这个生意很好做,本钱不大,工具十分简单。父亲给我七块钱,和一个印有“上海”字样的皮包。我提着黑色的皮包去离家六七里路远的集市上去卖鸡蛋。那个集市所在的村庄叫毛旦子。毛旦子集上的鸡蛋五分或五分五厘钱一个。那个印着“上海”字样的皮包可以装一百多个鸡蛋。我提着一皮包鸡蛋回家,两天后又提着一皮包鸡蛋出发,到离家六七里路的窑集上去卖。窑集就是罗庄集,和毛旦子集相隔十二里路,因为在老煤窑旁边所以叫窑集。窑集周围有一些企业单位,鸡蛋很上价,七分钱一个。连买带卖四天的时间能赚下一块多钱。干了几趟,除了怕见到同学心里十分得意。  

有一次,我以四分五的价格买下五十个鸡蛋,心里沾沾自喜。如果顺利,这趟买卖就能赚下两块多钱。我提着上海提包,来到罗庄,将包放在街边蹲下。一个年轻女人走过来,她拿起个鸡蛋晃了晃说:  

“这鸡蛋是熟的!”  

“不是!”我说,“俺自己鸡下的!”  

“小青年,别不说实话了,不信俺打个你看看!”  

“打吧!”我生气说。  

女人打了一个鸡蛋,那鸡蛋果然是熟的。  

“小伙子!你叫人家骗了,这是月子人家攒下的鸡蛋,散了黄怕你晃出来,煮了才卖的!”女人说。  

我顿时觉得脸上出火。这才记起,这个女人每到集日都来买鸡蛋。旁边的人说她是瓷厂的司务长,你骗不了她。女人说:“这孩子也是叫旁人哄了!”说着挑出四十八个鸡蛋。  

“这些我都要了!叫你少赔点,给你按七分五一个!”女人说。  

我提着那四十八个鸡蛋回家,心情十分沉重,担心受父亲的责备。想一想在集市上遇到同学时的尴尬气氛,决定不再贩鸡蛋了。  

回到家里,和父亲说明情况,父亲笑了,说:“小孩子懂什么?没看见上面有红颜色,煮熟了好,省了咱家的柴火了!叫您娘熬些盐水,把它腌上,农忙时再吃吧!”  

 我表达出不愿意再去卖鸡蛋的意愿时。父亲说:“不干就不干吧,上菜园浇黄瓜!还不误你学英语。”  

于是,我成了五畦子黄瓜的主人,用吊杆汲水浇黄瓜。浇完了黄瓜坐在树荫下凉快,看着黄瓜别让孩子们给糟蹋了。黄瓜地离学校的直线距离不足五百米,学校里的上课铃声时常勾起我复读的欲望,河边同学们的身影时常引起我对学校生活的回忆。  

麦收以后,家里买了辆自行车。买车子的目的是让哥哥到临沂板纸厂当临时工方便。家里人不允许我动那铮明瓦亮的自行车,越是不让动,我越是想骑骑它。一个月夜,家里人都睡了,我偷偷地爬起来,悄悄地将自行车推出家门,来到打麦场。按照父亲教哥哥骑车的程序学习骑自行车,先学会标车再学习迈腿。两个小时的时间,自学成材了!骑着自行车在场院里转,很快就掌握了骑车的技巧。骑着自行车回家时在拐弯处跌倒,把铮明瓦亮的嫦娥牌自行车的链瓦摔变了形,自己也付出了血的代价,手腕上划了一道口子,至今那疤痕还在。  

 此时,家里人还在梦中。我悄悄地把自行车放回原处,爬到床上睡觉。  

 卖完了黄瓜,我向父亲提出卖冰棍。原因是我看见人家骑车的样子很潇洒,如果我骑上自行车那汗衫在风中飘一定也帅极了!  

 父亲说:“你连车都不会骑怎么卖冰棍?”  

 “我早就会了!”我说着推起父亲籴豆子骑的金象自行车在院子里骑了几步。  

 “行是行!就是不高埂(技术不高),”父亲想了想说,“那新车是你摔得吧?”  

 我只是笑,没敢言语。  

 “犟小子,卖去是了!”父亲说。  

 我骑上自行车带着白色的木箱子到册山批发冰棍,冰棍的批发价是一分五,街上的零售价是五分。一支冰棍能赚三分五,我高兴死了。批了一百支来到集市,到了集市犯了愁。卖冰棍不是卖鸡蛋,不吆喝没人买。我不好意思吆喝,在集市上走了一个来回也没开市。只好出了集市,到无人处,吆喝了一声。喊出第一声,心里坦然了一些。回到集市,集市上已是摊少人稀。带着箱子到乡里吆喝,乡里人没有人舍得吃那东西,只好去了一家砖厂,砖厂里的师傅帮了大忙。几个人每人一小碗,那冰棍已经化的不成个,只有用碗舀着吃,一毛钱一碗。回到家里我算了一下,吆喝了一天赚了一分钱。  

 有了经验,再去批发冰棍时不批那么多了,只批三十支,卖净了再去批。在乡下卖冰棍只有奔集市,乡下的女人就是热死也不会买冰棍吃。所以我开始转战城里,到东关的罐头厂提五十支冰棍,先在东方红广场转一圈,顺解放路下西,走国道回家,基本就能卖没。五十支冰棍大概能赚到一块五毛钱。这在那时候可不是个小数目。  

 放弃卖冰棍不是因为季节变化,也不是因为耽误自学英语,而是被一伙女人逼得。  

 俗话说,人要是倒霉喝凉水都塞牙。我就赶上那么一回。那天我顺着一中西边的小巷来到罐头厂,提了五十支冰棍,一路西行,一直到三里庄也没卖掉一支。只好顺国道南行,在盛庄卖了十几支。来到八块石附近的一个瓦厂时被几个女人叫住。七八个三十多岁的女人掀开冰棍箱子讲价。我盖上盖子怕化了冰棍,她们不愿意。七八个人分吃了我的冰棍,冰棍吃完了没有人付钱,问谁要谁都不承认。我在那个厂子里耗了一个多小时,最终没要到钱。看大门的老人看不下来,骂了一阵。女人们都散了。我流着泪,背着夕阳回家;流着泪向母亲诉说。从那以后不再卖冰棍了,从那以后才知道世界上不全是好人,从那以后知道八块石有那样一群女人, 当中年龄最大的人孩子不会比我小多少。  

“天快凉了,不卖就不卖吧!”父亲说。  

冰棍不卖了,可我知道城里的钱好赚,时常到城里转转,卖点东西赚钱买书看。  

一九八三年夏天,我和父亲赌气不愿去干活,到城里瞎转。到东方红电影院买了张电影票看电影。窗口里的票两毛钱一张,外面的高价票高达一元钱一张。看完那场电影,我找井台东南的二大爷借钱,二大爷问我借钱干啥,我光笑没说原因,只是说三天就还给他。二大爷说,还不还不要紧,别弄无用的就行!有了十块钱,我步行进城,在窗口买了一本五十张十点以后的电影票,记得是《少林寺》。  

那五十张电影票,才卖了十几张就赚回本钱。第三天把钱如数还给二大爷。挣下的钱除了留了二十做本钱其余的全买了报纸杂志。那些日子,我成了报刊零售门市部的常客。  

几天以后,我发现有人盯着,不敢再干。回家玩了几天,感觉一个人在城里太孤单,就叫上一个同学。同学带着他的两个外甥和我们在一起。一周下来,我们赚下的钱不仅满足了四个人在城里的吃喝消费,还买下不少书籍,每人又分了七块钱。我们四个人除了看电影就是在解放路的法桐树下吃饼干喝汽水,甚是逍遥自在。渐渐地我觉得自己太亏了,那位同学不仅不出本钱,还不卖票,领着两个孩子跟着吃喝,还要买玩具。我提出分伙,分了伙他当然不会干了。东方红电影院门前不仅有了查票的纠察,还有吃黑的人,我就转战到影剧院,后来又转到职工俱乐部。在灯光球场里闲转,谁也不知你是不是卖票的。票价不如东方红电影院那儿高;自己干,一天赚五六块钱不愁。于是,我开始理直气壮地进书店,不仅买三皇五帝时期的书看,还买《小说月报》、《小说选刊》阅读。  

 有一天,在灯光球场卖票被一个便衣盯上。他问我手里的票多少钱一张,我说八毛。他说多要,我们俩讲到五毛。他要抓我,我说是火神庙(街)的。问我姓啥,我想起家里大叔有个朋友是火神庙的姓王,我就说姓王。他把票收了,没抓我。我又回到东方红电影院,买了一本票,最高价卖到一块二一张。  

那是一对情侣,小伙子爱面子,我要了三块钱两张,他没讲价,我收了他两块四毛。现在想来真不知当时怎敢那么做。  

电影票越来越紧张,风声也越来越紧。我不想再卖电影票,跟着卖眼镜的后面转了三天。想知道那五毛钱一个的眼镜到底能赚多少钱。终于,我了解到,那眼镜的批发价格不足一毛钱。  

我正准备卖眼镜的时候,外祖母到城里卖冰棍。她老人家发现我在解放路的法桐树下吃饼干喝汽水、吹口哨、打响指,就到父亲那儿告发了我。我被父亲强制回砖厂,在砖厂里一锁就是十四年!  

 

导流渠

 

父亲是个能人,生产队解散不久他买下了一条导流石渠,那条石渠是农业学大寨的产物。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生产队里兴修水利,挖干渠建机灌站。生产队解散,机灌站的抽水机被“好人”给偷去了,空留悠悠导流渠。生产队感觉那条石渠已经没有了存在的意义,就拍卖,父亲从中看到了利益,用一百五十块钱买下了那条导流渠。买下那条导流渠的实际意义是拆石头建房子。  

父亲很勤劳,每天带着钢钎,推着独轮车去拆石渠。我被“抓了丁”,跟在父亲身后做帮手。这个帮手没有实际的用处,只是父亲工作中解闷的小东西。我很好闲,满石渠上跑,看见一棵香草,那棵香草比周围的草都肥大,我撅着屁股双手用力往外拽香草。用尽了吃奶的力气,香草只是活动了根基,不愿意从土层里出来。休息一阵攒攒力气再拔香草。老人说过“劲是外财,使没了还来”,那时候属于我的外财也就那点力气。休息了一会儿,我两条腿骑在香草上,双手用力,扑通一声,香草拔出来了,带出一个白煞煞圆咕隆咚的东西,我一看吓出一头冷汗,当时就懵了,那棵香草的根扎在一个骷髅头里,拔出香草带出一个圆圆的窝儿。我撒腿如飞去找父亲汇报情况,结结巴巴地说明了情况,父亲放下手里的工作说这儿打过仗,可能是那时候留下的。说完,父亲拎起铁锨走向那棵香草,就地掘了个坑,将骷髅头深埋在原地。  

那条石渠费了父亲一个多月的时间,父亲卖了一些石料又用剩下的石料垒了三间房子的墙基脚。  

那年,村子里周围的机灌站频频失盗;附属设施导流渠有的是被生产队长用手里残余的权力公然卖掉,有的是被盗拆,石料源源不断地运到村庄,被垒在房子下面……  

第二年大旱,我跟在父亲身后沿着拆去石渠留下的小路挑水浇玉米,一天下来肩膀就胖了许多,而玉米苗却瘦得可怜。这时候,人们开始谩骂偷去抽水机的人,谩骂卖掉石渠的人,是不是骂拆石渠的人,我不知道,因为即使有人骂也不会当着我们家人面。  

 

黄瓜地 

 

中考失败预示着我将永远是个农民,父亲就开始为我的农民生涯做打算。  

我们家在村子西南角有一块菜园地,父亲育了五畦子黄瓜,那五畦子黄瓜成了我的实习单位。父亲说了一句很矛盾的话,他告诉我什么都不让我干伺候好那五畦子黄瓜就行。那块菜园地原来是黄土地,父亲淘沙垒墙,把黑姜瓣子土覆盖在黄土地上,制造出一小片黑土地。黑土地上生长着比我嫩许多的黄瓜苗儿,那苗儿需要水分,父亲让我每天浇一遍水。  

菜园地里挖了眼土井,土井旁架起三根木棒做的龙门,龙门上挂上了吊杆,吊杆的尾部穿上了坠石。坠石很精致,石匠将一块青石板錾成石饼饼,石饼饼中间凿了个洞,杨木杆子小头从那个洞里穿过,大头搡在洞里,很结实,永远也不会滑落。杨木杆子三分之二处拴着根绳子,吊在龙门上。一根连杆,一头系在吊杆的梢头,一头系在箢子头上。父亲教我用吊杆从土井里用箢子头往外打水。从父亲的动作中我看出他利用了杠杆和惯性的原理,我是一个物理时常考九十五分以上的孩子,很快就学会了利用杠杆和惯性,把水从土井里打出来,流淌到黄瓜苗身旁。那些可爱的小东西,喝了我打上来的水,就冲我点头。我很快和它们交上了朋友,每每休息都蹲到畦埂上和黄瓜苗对话,告诉它我对生活的向往。  

黄瓜地离学校不远,中间隔着一条小河,上课的铃声时常灌到我的耳朵里,把我的心绪牵到小河的那边,悄悄地去学校神游。有了新朋友不忘过去的我,最向往的还是学生生涯,可惜那段时间太短暂,仅仅八年,遗憾的是那八年我没好好珍惜。  

黄瓜似乎比我更重情义,它们很对得住我,晃着膀子往上长,很快就突出了花骨朵,伸展出鲜嫩的须子。我几乎能看见黄瓜须子往外生长,它们慢慢弯曲寻找依附。我不知道怎么才能让他们直起腰身,父亲告诉我该插黄瓜架了。插黄瓜架不是我能胜任的工作,父亲利用空闲时间亲自动手,砍好了树枝,将黄瓜架插在菜畦子里。很奇怪,黄瓜须子像是长了眼睛,第二天就顺着树枝旋转,绕在树枝上;找不到树枝的须子绕成螺旋,做成一个个小小的弹簧,我好奇地抻抻那些小东西,一松手小弹簧又恢复原来的模样。出了几次太阳,那鲜亮的黄花就被白中透绿的毛毛虫似的小东西顶着招摇起来,那一个个的毛毛虫,努力蠕动,拉长自己的身躯,花与虫都愉悦地看着我,让我也变得愉悦起来。盼着黄瓜长大的日子,我渐渐放弃了对学校的思念,或许刘玄德当年种菜园就是我现在的样子,蔬菜生长带来的愉悦感磨去了重兴汉室的意志。  

喜悦一天天增加,心志一天天消磨。  

黄瓜纽儿弓着腰努力生长,尖锐的刺儿间落着一层白霜。我很想尝尝黄瓜的味道,不敢吃,因为父亲每天都来视察工作,告诉我有几根黄瓜明天可以摘了。看着鲜嫩的黄瓜馋得我流口水,就舔舔嘴唇伸出舌头舔黄瓜皮,还没尝到黄瓜的味道,舌头被扎得生疼,像是被马蜂蜇了似的,连忙缩回嘴里。身后传来咯咯的笑声,猛回头,自己早羞红了脸,因为我的一个女同学就站在不远处。  

她叫秀,不是歌中唱的那种同桌,和我是前后位。秀的眼睛笑得像平放着的小括号,很是迷人。  

“你真馋!”她说。  

我的心怦怦直跳,看都不敢看她一眼,只凭那笑声判断她离我的距离。  

“我,我……”我看着她的粉色凉鞋,不敢抬头。  

咯咯的笑声远了,那两个迷人的小括号不知道会美成什么样子。我呆呆地看着她的背影,她像是被风刮走的风筝,我手里却没有那根线。  

秀是班里最漂亮的女生,虽然说青少年不懂爱情但是也有几个男生经常上赶着和她说话。男生私下里说谁要是能娶秀就能攀上个吃国库的老丈人。我虽然喜欢秀但是从来不敢认真看她一眼。  

放学后很多双男生的眼睛将秀的背影送进巷子口才回家,牛子是唯一敢追到巷子口再送那个背影一程换来一大片嫉妒的目光的人。牛子的爸爸吃国库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他不需要好好学习,也不需要考上高中就能等爸爸退休后替老换幼吃国库。牛子很牛,他曾经骑在女生身上殴打女生,并且以此为荣时常炫耀自己的英雄行为。牛子的英雄行为很让秀反感。  

为了能多看秀一眼,我和秀的一个邻居哥哥搞好了关系,以求周末能有理由去秀家周围转转见到她。我知道自己根本不可能有什么希望,因为我的父亲是个卖豆腐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干小买卖的人很叫人瞧不起。有一个周末我去秀的邻居哥哥家,老远就看着秀站在一棵小树旁边。我很羡慕那棵小树,希望自己就是那棵小树。秀回家后我跑到那棵小树旁边,感觉那棵小树是那么亲切,心里像是揣了只小兔,很是激动,希望能感觉到秀留在小树上的体温或者馨香。  

黄瓜地边和秀相遇是很有印象的一次,后来的岁月里虽然我们只隔着一条小河,也不能相见,二十年后才有一次邂逅,那时候她已经变得十分憔悴,据说生活很不顺心。  

那次见面勾出了我的想入非非,我找秀的邻居哥哥诉说心中的情愫。他是个极不会安慰人的人,他告诉我,秀的妈妈说秀要找个干部家庭的孩子才能嫁出去。本来就没戏的我就死心了,我舔黄瓜时咯咯的笑声在脑海里停留了很久……后来才知道那些不叫爱情,只是一个漂亮女孩的引力和对一个漂亮女孩子的好奇形成的心理活动。  

年轻的时候干什么事久了都会厌恶。黄瓜卖了几茬以后我就开始厌恶浇黄瓜了,感觉自己就是一个打水的机器,只有打水浇黄瓜的义务,没有尝半根黄瓜的权利。  

有一次我回家吃午饭,黄瓜失盗。聪明的我就着黄瓜失盗父亲没有具体数的机会吃了一根小黄瓜,那似乎是我做得最不诚实的事,也算是趁火打劫吧!  

我记得很清楚,那五畦子黄瓜为家里增加了五十块钱的收入,五十块钱现在看来不多,在当时是一个国库工人一个月的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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