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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母亲】我的父亲

    清明时节,小雨淅沥。不由打开父亲的影集,翻阅一张张泛黄的老照片,父亲的英容笑貌立时展现在眼前,清晰如咋。  

 

     15岁,跟着爷爷去当兵 

 

    我的父亲叫崔凤喜,1936年正月初二,出生于北京昌平区兴寿镇秦城村。父亲出生那年,正赶上兵荒马乱。因为家里穷,父亲小学还没念完,就跟着奶奶和姑姑投奔到了青岛的一个亲戚家。在父亲15岁那年,到青岛探亲的爷爷把瘦弱的父亲带到了广州,跟随爷爷在广州军区当了兵。从此,父亲便成了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  

    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国,有两件大事牵动着初创的年轻共和国的神经:一件是收复台湾,解放全中国;另一件就是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而后者更是迫在眉睫。  

    随着一支支兄弟部队北上入朝参战,父亲所在的部队作为后援,每天都在积极备战中,时刻准备应征参战。由于白天训练,晚间住在阴冷潮湿的房间,使得父亲二十岁就得了纠缠他一生的风湿性关节炎。  

    由于父亲勤学好问,刻苦训练,加上有一定的文化底子,被军区干部部的领导相中,很快便被调到广州军区干部部任文印打字员。从那时起,父亲就与“文字”和“政治”结了终生之缘。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的1956年,父亲考入洛阳步兵学校。在军校这个大熔炉,父亲系统地学习了文化课和毛泽东军事思想,立志为国防事业奉献青春。然而,1958年,党中央的一个重大决定改变了父亲的命运。  

 

      开赴东北,开发北大荒 

 

    19583月,党中央通过了一份历史性决议《关于发展军垦农场的意见》。“军垦既可解决军队复员就业问题,又可促进农业的发展,在有些地区还可以增强国防和巩固社会治安……”于是,举国瞩目的十万官兵开发北大荒的历史事件应运而生。  

    关于这个《意见》和“关键词”,从没有听父亲说起过,他只和我提过当年是响应彭老总(彭德怀时任国防部长)和王震将军(时任农垦部部长)的指示,开赴东北的。这是我后来在探究父辈当年军垦背景时,从网上搜索到的。也难怪在那个“一切听党指挥”的年代,加之信息闭塞,普通的战士和学员是根本看不到的,他们所能做的就是“服从命令、听党指挥”。  

    军校尚未毕业的父亲积极响应党的号召,跟随部队院校师生开赴东北,挺进北大荒,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三师二十九团的一员。  

    听父亲讲,当时乘坐的还是燃煤的蒸汽火车,每到一站都要停下来加水、加煤。有的学员得知东北又冷又苦,便趁着停靠车站的时机,偷偷地当了“逃兵”。“虽然条件很艰苦,但是我们活得很充实,也很快乐。”每当有人问起父亲对自己的选择是否后悔时,父亲常这样平淡而自豪地回答。  

    火车到达终点时,呈现在他们眼前的是一望无际的荒野。接着又换乘“大解放”(汽车),经过几个小时的颠簸最终才到达他们的战斗岗位——二十九团团部。  

    安营扎寨,风餐露宿,垦荒种粮,一边扛枪、一边挥镐,成为他们那时工作生活的常态。而枪的功能主要是为虎狼野兽准备的。“北大荒真荒凉,又有兔子又有狼,就是缺少大姑娘。”这句家喻户晓的顺口流,正是对当年开发北大荒的真实写照。  

    与此同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支边青年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洪流席卷全国。我的母亲高小刚毕业也响应号召,1960年来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三师二十九团,也成为了光荣的北大荒人。第二年,他们的结合有了我的大姐。  

    那时,父亲是团部学校的老师兼少先大队辅导员,母亲在团部机关干打字员。由于父亲在广州当兵时落下的关节炎,到了东北后变得更加严重。特别是在三尺讲台给学生上完一天课后,到了晚上小腿常常出现水肿,疼痛难忍。听母亲说,为了减轻父亲的痛苦,母亲常常用一个大瓷碗,倒上半碗老酒,用火柴点燃后,只见母亲快速地用手将燃着火的酒,撩向父亲的膝盖上,一簇蓝莹莹的大火苗变成一丛丛小火苗飘到父亲的膝盖上,起到除湿添热的疗效,这样父亲的关节部位会好受些。这种场景在我幼小的心中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记,即便如今在饮高度酒或是用器具温酒时,我还常想起那个蓝莹莹的火苗和父亲疼痛、舒展的表情。而现在再找寻一根火柴就能点燃的老酒实在是太难了。  

    经过父辈们几十年的屯垦戍边,一片片荒滩变成了良田,一片片荒野变成了新城,昔日的“北大荒”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北大仓”。二十九团也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改称双鸭山农场,“县团级”这个“七品芝麻官”,在这里有了最初的印记。  

    到了八十年代,随着知识青年纷纷返城回家,我所在双鸭山农场场直中学,一下走了将近一半来自天津、上海的知识青年。为了能够得到更好的师资教育,父母决定把我送到山东亲戚家寄宿上学,于是,我于1983年来到了莱芜县(当时属于泰安管辖)念高中。再后来,姐妹们和母亲也都陆续汇聚到莱芜,与当年支援莱芜建设的亲友实现了大团圆。而唯独父亲直到退休才回到山东和我们团聚。  

 

     告别农场,为市民服务

  

    1968年,经过战友的引荐,父亲调到了黑龙江省双鸭山市饮食服务公司。从此,不用再忍疼上讲台站上一天了。父亲从基层科员干起,逐步成长为公司的“一把手”,经历了由计划经济到商品经济的转变,也亲身感受了国营饭店、旅馆、照相馆、冰糕厂等“国字”号由一家独大的兴旺到受个体经营的冲击的每况愈下。  

    至今我还保留着父亲当年读过的《烹饪技艺》《摄影入门》等方面的书籍及学习笔记。特别是他挥洒的狂草字,很有毛体痕迹,难怪他手下人常夸“经理你真有文化”。这时,在一旁的我,总会感到特别自豪。由于我是独子,放假去100公里外的城里去看父亲,是我最高兴的事。其实,本来父亲是可以因病提前回到山东和我们团聚的,只是为了他的事业,他选择了坚守。在临近退休时,在家人的一再劝说下,父亲终于答应我们,等半年后涨上一级工资就告老还乡。  

    然而,当不足十元的一级工资指标分到父亲的头上时,作为经理的他最后还是决定把这20年才赶上一次涨工资的机会让给了特困老职工。面对家人的不解和埋怨,父亲的“大道理”听得我们也不再埋怨他了。  

 

     听新闻、看报纸——父亲的最爱

  

    父亲的一生是辗转的一生、忙碌的一生。几乎没有属于他个人的闲暇时间,更谈不上拥有个人的爱好。唯一的喜好——抽烟,也在一家人的反对声中,在他不惑之年彻底地戒掉了。  

    也许是与在部队干打字员,或是当老师时养成的习惯有关,父亲对于报纸和新闻格外关注。有时,在班上无暇看完的人民日报和参考消息,父亲常常带回家,利用晚饭时间继续看。有时看到好文章或是有什么大新闻时,他便读给我们听。记得家里添置的第一个家电——红灯牌收音机,一家人常常为争频道红面耳赤,不论是我喜欢的“评书”,还是姐姐的热衷的“音乐”,只要一到整点新闻时间,全家人都得依着父亲“听新闻”,不听也得听。耳濡目染、习以为常,从最初的听“新闻和报纸摘要”,到后来看“新闻联播”、读书看报,也成了我的最爱。特别是父亲常带回来的、带有体温的、散发着油墨香的报纸,对我的吸引最大。看到自己喜欢的文章就用剪刀剪下来,用糨糊粘到用过的作业本背面。随着年轮的增加,剪报本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大,被我开了天窗的报纸种类也越来越多。这个习惯一直伴随我从校园到工厂,从白山黑水到齐鲁大地。也正因为对于报纸、对于新闻的热爱,使我最终走上了新闻宣传的岗位。20多年来,剪报、集报、展报、办报、研报,写诗、写稿、写散文、写材料,成为我工作和生活的“主旋律”和“关键词”。  

    如今,在这个“光与电”高度发达和融媒体、自媒体盛行的时代,刷屏成为人们日常获取新闻、资讯的主渠道,报纸对于90后、00后来说逐渐成为了“弃儿”。这是60年前在部队从事文印打字员的父亲,在那个“铅与火”的年代所无法想像的。  

    每当我抚摸积攒30年的山墙一般高的成摞成捆的报纸(两万余种、五万余份),每当我回眸一路“爬格子”的艰辛与喜悦、奉献与收获时,总会感恩于父亲的教诲,也常想像着父亲当年打字时庄重的身姿。  

    由于长年受关节炎病疼的折磨,父亲退休后,和全家人团聚的时间不足十年。这中间,父亲除了新闻联播的忠实观众外,还是《半月谈》的热心读者。关心、关注国家大事是父亲永远不变的嗜好。1994年的腊月十二,父亲因突发心肌梗塞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我和爱人为他订做的一身西装,也没能等到大年初二父亲60岁生日时给他的穿上,成为全家人的一大憾事。  

    父亲从北京到青岛,从东海到南海,从广州到洛阳,又从中原转战到东北,最终长眠于山东。他的足迹几乎踏遍了大半个中国——父亲把最美好的青春年华都奉献给了南国的“国防绿”和北方的“黑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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