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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虞 :忠君爱民,为政宽仁

    刘虞(?-19310月),字伯安,东海郯(今山东郯城县)人,汉室宗亲,东汉末年著名政治家。

    刘虞乃东汉光武帝嫡长子东海恭王刘彊(“彊”通“强”)之后,其祖父刘嘉曾任光禄勋,父亲刘舒曾任丹阳太守。刘虞及祖上世居孔孟之乡,具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天然优势,深受孔孟之道熏染,甚至内化为家学传统。在这样的家学渊源陶冶之下,刘虞很早就是一位精通五经的儒士,颇具翩翩君子之风。

    身为帝胄之后的刘虞是从基层公务员开始其仕途的。初仕徐州刺史部东海郡郯县户曹吏,掌管全县的户籍管理、赋税征收及财政预算等,涉及民生,政事繁琐。由于贴近民间,掌握百姓生活的大量第一手资料,故能体察民间疾苦,积累了丰富而扎实的基层工作经验,大概由此奠定了其执政为民的政治理想的总基调。他治身修德、恪职尽守,被召为东海郡郡吏,由县吏到郡吏,官升一级,其行政能力受到了朝廷的认可与奖掖。其后,又被州郡举孝廉,推荐到中央,出任郎官。刘虞在中央权力中枢开拓视野之后,下放到地方,出任万户大县县令,主政一方,其执政能力得到进一步的提升。其后,刘虞曾担任兖州刺史部东郡博平县县令,推行仁政,公正廉洁,当地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内无盗贼,灾害不生,据说 连邻县肆虐的蝗虫飞至县界竟不入。与刘虞同一时期的王粲,称赞他“治正推平,高尚纯朴”。就这样,刘虞因其突出的政治才干和出色的政绩外加宗室身份,不断升迁,累迁至幽州刺史。

    刘虞官拜幽州刺史后,按照当时汉灵帝所定的官场潜规则,理应缴纳一千万或二千万(数额不等,根据所到任州郡的大小及富庶程度上下浮动,可谓“随行就市”)的修宫钱(即升官买官钱),汉灵帝考虑到刘虞一向清贫廉洁,绝无“小金库”,特命他不必出这笔修宫钱。从这一出令人啼笑皆非的插曲,可以看出刘虞为官清廉、廉洁奉公,连利令智昏的活宝皇帝都心知肚明,也足见刘虞为官清正廉洁,绝非一时沽名钓誉之举,而是一个坚守政治理想和道德操守的士大夫一以贯之的常态。

    刘虞到任后,奉公守法,重农宣教,施行仁政及怀柔政策,史书记载:“虞在幽州,清静俭约,以礼义化民”,施恩信于乌桓、鲜卑、夫余、濊貊等民风彪悍的北方游牧民族,深孚众望,威名远播。这些少数民族随时朝贡,不敢侵扰边境,百姓传唱歌谣赞颂刘虞的功德。

    不久,刘虞转拜冀州刺史部甘陵王国国相(甘陵国是宗室诸王甘陵王之封邑)。其后,刘虞因身患疾病辞官归家,隐居故里。他不以昔日高官厚禄为耀,平易近人,与民同乐,赢得乡里乡亲一致的称赞与尊敬。乡里一旦发生诉讼之事,人们第一时间想到的并不是去官府,而是径直找刘虞,听其论判。刘虞以实情法理断案理讼,案情结果往往合乎情理,公平、公正,众人心服口服,无不称赞。刘虞虽归隐乡间,“无官一身轻”,但往日执政为民的廉吏形象已深入人心,其谦谦君子的德行操守亦深孚民望,俨然成为乡里公道正义之所在。据说,还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有一乡邻丢失了家牛,看到刘虞家中有一头牛很像,就认为刘虞据为己有,刘虞也不争辩,顺势将自家的牛送给了乡邻。没多久,乡邻找到了自己丢失的牛,就将刘虞的家牛“完璧归赵”,并深表歉意,一再谢罪。

    后来,甘陵国献王刘忠被国人所执,最后释放,然而甘陵国局势已动荡不堪,陷入混乱。当地百姓及官员怀念刘虞担任甘陵国国相时时局安稳、黎明百姓安居乐业的情景,渴望他再次主政甘陵。于是,朝廷再次拜刘虞为甘陵相。他到任后,招抚流民,与民同甘苦、共进退,社会秩序与经济发展得到恢复和发展,一切又井然有序起来。甘陵大治,百姓官吏无不交口称赞,以手加额。

    从此之后,刘虞一路青云直上,历任尚书令(虽官秩千石然位轻权重,负责处理皇帝诏书,直接执行皇帝诏命,乃汉代中央朝廷权力中枢一等显要职位)、光禄勋(汉代九卿之一,官秩中二千石,执掌宿卫宫殿门户的重臣,其属官众多,机构庞大,后逐渐成为为宿卫侍从皇帝左右,总领宫殿内诸事的禁中总管,多为皇帝亲信勋贵出任,地位十分重要)、宗正(亦汉代九卿之一,官秩中二千石,总领宗室事务,一般由德高望重的宗室重臣出任,地位崇高)等显官要职,逐渐成为汉廷的柱国之臣。

    中平初年(公元184年),爆发了声势浩大、席卷全国的黄巾起义,天下皆闻风而动,如同多米诺骨牌一般,反叛汉廷的势力此起彼伏。其中张纯、丘力居等相继攻掠青州、徐州、幽州、冀州,朝廷始终不能以武力讨平之。苦战思良将,国危慕忠臣。这时,朝廷想到了精明强干、德行高洁、的刘虞。中平五年(公元188年),朝廷接受了太常刘焉改置州牧之建议,正式任命刘虞为幽州牧,希冀凭借其往日声望,招抚乌桓等部,兵不血刃地解决张纯、丘力居之乱。

    中平六年(公元189年),洞察时局及民心的刘虞来到幽州牧治所蓟县,成竹在胸,轰轰烈烈地烧起了新官上任的“三把火”。“第一把火”,先声夺人:变武力讨伐为怀柔招抚之策。他推行宽松的民族政策,广泛宣扬朝廷的仁义恩信。“第二把火”,分化敌营:他派遣精干使者深入胡人中,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向丘力居、峭王苏仆延等人宣讲汉帝宽洪大量之胸怀,前错不究,再次广开归顺之路,并规劝其与张纯等叛党划清界线,责令交送张纯等之首。而丘力居等闻听刘虞就任幽州牧,大喜过望,纷纷表示愿意再次归顺汉廷,向朝廷派遣使者并遣散队伍各自回归本部。于是,刘虞上奏朝廷罢省幽州诸屯兵即罢免幽州兵役,只保留必要的降虏校尉公孙瓒所部(步兵、骑兵加起来就万人而已),让他们屯兵于右北平郡。“第三把火”,擒贼先擒王:悬赏购杀张举、张纯。失去丘力居等人支持的张举、张纯如丧家之犬,奔逃出塞。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三月,张纯为刺客王政所杀,落了单的张举下落不明,从此消失于历史的尘埃之中。四月,汉灵帝亲派使者到幽州,就地拜刘虞为太尉(乃三公之首,执掌天下军政大权,人臣至极。东汉中后期军政大权实多为大将军把控,太尉渐渐成为彰显朝廷恩赐、声名显贵的虚职),取代前任马日磾(“日磾”音同“密低”),成为继张温之后第二位在京师之外就地拜为太尉的高官,封爵容丘侯(容丘县隶属徐州刺史部东海郡,国都在今在今江苏邳州市北约五十里。西汉鲁安王子刘方,在汉昭帝始元五年即前82年六月辛丑封容丘侯,置容丘侯国,共传三世。公元8年,王莽篡位,侯国废除为县)。刘虞于朝廷四方多难之际,力排万难,凭其高超的政治手腕和威望,四两拨千斤,兵不血刃地平定张纯等叛乱,使幽、并、青、徐四州的政局为之一清,可谓“治世之能臣”。

幽州地处天寒地冻的汉帝国北疆,是土地贫瘠的蛮荒之地,北临能弓善骑、民风剽悍的乌桓、鲜卑等游牧民族,所以历来军费等财政开支甚大,每年常常调拨富饶的青、徐两州的赋税两亿多,用以补给其财政赤字。时值四方多事,烽火连天,道路阻隔,导致调拨的钱粮赋税无法到达,幽州财政随时都会陷入困境。刘虞明白“自助者天助、自救者天救”的道理,没有坐等救济,坐以待毙,而是推行仁政,劝课农桑,开垦农植,免役薄赋。上谷郡毗邻胡地,原先就设有边关集市,多与胡人往来,于是,刘虞推行兼收并蓄的民族怀柔政策,再次开通胡市,保护商路,鼓励贸易往来,互通有无,在激活经济的同时又促进了民族融合,一举多得。渔阳郡下辖渔阳县和泉州县,富含铁矿,刘虞审时度势,鼓励并组织民力煮盐和开矿炼铁,趁机恢复了原来专设的铁官、盐官,大力扶持和发展盐铁业,最后征收官税,获利颇丰。刘虞因地制宜,施政有方,工农商全面开花,经济全面复苏,财政自给自足,幽州百姓的创造力也被全面激活,辛勤劳作,五谷丰登,一石谷米只需三十钱。这在动辄人民相食、石谷万钱的东汉末年之乱世实属不易,堪称奇迹。

千年之后,南宋理学大家陈普也为刘虞的勤政为民大大点了个赞,其诗云:“疽溃中平甲子年,蒲蠃桑椹亦萧然。幽州别是神仙土,谷石人间三十钱。”如此神仙之境,久遭离乱之苦的人们如何不趋之如骛?青、徐二州乃黄巾之乱的重灾区,州郡几乎为之残破,陆陆续续避难幽州投奔刘虞的士人、百姓,络绎不绝,大约有一百多万。刘虞都收留体恤,视为自己治下的百姓,使他们食饱衣暖,又为每个人安排解决安身立命之业,流离寄寓之士民无不交口称赞,以手加额。

更加难能可贵的是,刘虞天性俭朴节约,衣服穿得破旧了依然不舍得丢弃而穿着如常,以粗线绳缠绕裹足充当鞋履而安之若素,每日餐饭亦从简,饭桌上从不出现两道以上肉菜,从不以自己高贵的血统和显赫的地位自矜夸耀,更不铺张排场以显其尊贵。身为封疆大吏、一方藩镇,刘虞厉行节约、严于律己如此,令远近素来奢靡无度特别是器物用度等超出了自己身份地位的豪门望族自惭形秽,羞愧不已,纷纷改弦易张,戒奢戒骄,奉身守法,整个州郡风气为之一变。

初平二年(公元191年)正月,袁绍、韩馥等关东诸将聚众商议,认为汉献帝年幼微弱(年仅十岁),为董卓所操纵,名为汉帝,实为傀儡,且为董卓裹挟迁都至西京长安,远隔关塞(函谷关、桃林塞等),生死未知,而幽州牧刘虞贵为宗室长者,德高望重,民心所归,欲共立其为天下君主。袁绍等以原乐浪郡(隶属幽州刺史部)太守、刘虞原来的老部下张岐为说客,派其前往幽州,想凭其旧交情和三寸不烂之舌游说刘虞。张岐滔滔不绝的说辞还未说完,就被怒不可遏的刘虞大声喝止。刘虞声色俱厉地斥责:“如今天下分崩离析,主上蒙受磨难,我辈世受皇恩,恩重如山,却未能剪除乱臣贼子以清雪国耻;诸君各据州郡,藩镇一方,理所应当戮力效忠王室,平定叛逆,怎能彼此串通造逆谋反,相互辱没玷污名节!”刘虞的一番话,义正言辞,慷慨激昂,令张歧理屈词穷,灰溜溜地回去向袁绍等复命去了。袁绍等并不甘心,一计不成又生一计,秘密遣使共推刘虞掌领尚书事,秉承皇帝旨意而便宜行事封拜百官。刘虞本官拜大司马,再兼领尚书事,则为事实上的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而汉帝又为奸臣所控,刘虞则实为一国之主。这其实是换汤不换药,名为领尚书事,实为主一国之政,为下一步僭越称帝铺平道路。刘虞当即严词拒绝,收捕来使并砍了脑袋,甚至意欲投奔匈奴以自绝于袁绍等。袁绍等只好到此为止,结束了这场闹剧。

袁绍等图谋不轨,使刘虞警醒:汉帝为奸贼所控,生死未卜,出现了权力真空,而天下不知有多少野心勃勃者欲称王称帝。于是,刘虞当机立断,派遣精干使者出使西京长安,通达天听,以正视听,进贡朝廷,重振朝纲。

起先,公孙瓒奉命征讨乌桓,受刘虞的节度。公孙瓒只注重自己的部队强大,放任部曲侵扰百姓,而刘虞注重仁政,关爱百姓,于是与公孙瓒之间逐渐出现了矛盾。被劫至长安的汉献帝想要东归,当时刘虞的儿子刘和在皇帝身边任侍中,于是皇帝派他偷偷地潜出武关,去找刘虞让他带兵来救。刘和途经南阳,被别有用心的袁术扣留,袁术另派遣别的使者去找刘虞,说要一起派兵西进去接汉献帝。刘虞派遣数千骑兵到袁术那边,袁术竟自己留下不予派遣。公孙瓒就偷偷派人劝袁术扣留刘和,并吞并刘虞派去的部队。刘虞得知后与公孙瓒间的仇怨就更深了。刘虞准备赏赐给游牧民族的物品,也多次被公孙瓒抢夺。刘虞上报朝廷申诉公孙瓒掠夺百姓的罪行,公孙瓒也上表告发刘虞办事不力,两人相互指责,朝廷也无力处理。公孙瓒别修城池以防备刘虞。刘虞几次邀请公孙瓒,他都称病不来,于是刘虞密谋征讨他。

公元193年(初平四年),刘虞集合十万人进攻公孙瓒。大军开拔在即,刘虞军前动员,秉持一贯的仁政,一再告诫军士:“只杀公孙瓒一人,其余无所伤,不许乱杀无辜,侵扰百姓。”战场厮杀,血雨腥风,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如此动员无异于给即将奔赴战场的兵士戴上了紧箍咒,令其缩手缩脚,士气必然受损,战斗力也大打折扣。刘虞率领十万大兵将公孙瓒位于蓟城东南的军事指挥所围得水泄不通。刘虞的兵卒大多为临时拼凑的亦战亦耕的屯田守边之卒,战斗力有限,而为了不殃及民宅,刘虞又严禁火攻;而公孙瓒经营的据点亦颇具规模,故而刘虞久攻不下,士气懈怠。久经征战、富有战场经验的公孙瓒抓住这稍纵即逝的战争空挡,从担任护卫的亲兵中精心挑选能战善战、锐不可当的奋勇之士数百人,组成陷阵冲锋队,顺着西北风大肆纵火,横冲直闯,大破刘军。兵败如山倒,刘虞率领的十万之众,顷刻间四散奔逃。万般无奈之下,刘虞收拾残部护卫着官员亲属向北撤退,直奔上谷郡的居庸县,意图凭依险峻的居庸关坚守抗敌以待朝廷援兵。不想,公孙瓒丝毫不予喘息之机,刘虞刚率众进驻居庸县,还没来得及修筑工事,公孙瓒率部已兵临关下,马上展开强攻,不舍昼夜,轮番攻城,“三日而城陷”。

公孙瓒抓捕了刘虞及其妻儿老小,如囚徒般将其投入槛车,一路颠簸,一路凌辱,将他们押解回蓟城。公孙瓒尽管怒不可遏,却没有当即擅杀刘虞。为了不留下以下克上的口实和避免幽州局势反弹,公孙瓒假意仍然以刘虞领州文书,使其成为一个傀儡的幽州牧,实则把控幽州军政大权。适逢操控朝政的李傕、郭汜之流假借天子诏命,派遣钦差段训要给刘虞加官进爵。心狠手辣的公孙瓒计上心头,诬陷刘虞先前曾与袁绍等密谋称帝谋反,又威逼利诱,胁迫钦差大臣段训以子虚乌有的谋反罪,将刘虞及其妻儿老小于蓟城的集市斩首示众。深受刘虞仁政恩惠的幽州百姓,无论是幽州当地土生土长的原著居民,还是从其他州郡辗转避难于幽州的寄寓之士,闻听一代廉吏、再造一方的父母官刘虞被以下犯上者枉杀,无不扼腕痛惜,痛哭流涕。

一代循吏、社稷之臣刘虞,就这样枉死于犯上作乱的乱臣贼子之手,日薄西山的东汉王朝最后一抹余晖就在这鲜血淋漓的断头台处戛然消散。前冀州刺史部常山国国相孙瑾与刘虞先前掾属张逸、张瓒等出于忠义,激于义愤,在刑场上破口大骂祸国殃民之徒公孙瓒。恼羞成怒的公孙瓒丧心病狂,竟然一不做二不休,当场杀戮了这三位忠肝义胆、大义凛然的烈士。就在刘虞的首级被公孙瓒传送于京师的路上,刘虞先前忠心耿耿的部下尾敦闻听主公为国殉难而且又要遭受身首异处的奇耻大辱,不免悲愤交加,毅然挺身而出,暗自潜伏于路途旁,冒死将刘虞首级抢夺过来,不惜奔波千里,将首级妥善安葬于刘虞的家乡徐州刺史部东海郡郯县,终使碧血丹心之烈士魂归故里,落土为安。

范晔评价刘虞说:“自帝室王公之胄,皆生长脂腴,不知稼穑,其能厉行饬身,卓然不群者,或未闻焉。刘虞守道慕名,以忠厚自牧。美哉乎,季汉之名宗子也。”纵观其一生,刘虞是当得起这个评价的。

刘虞死后,其旧部鲜于辅、齐周、鲜于银推举阎柔为乌桓司马,与公孙瓒将邹丹战于潞河之北,斩杀邹丹等四千余人。乌桓峭王与刘虞子刘和合袁绍兵于公元195年(兴平二年),破公孙瓒于鲍丘,杀二万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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